贵阳是一座“魔幻”的城。
　　2021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里，它榜上有名。
　　近年大力发展“大数据”的贵阳，GDP增速曾经连续数年位居全国省会第一。
　　同时，在“中国最没有存在感的省会”榜单上，它也屡屡有名。
　　有人说，它是“文化荒漠”，很“野”。

| 受访者之一曹雨腾和PIX无人驾驶小巴

| 受访者之一方静
　　年初，我们和几位贵阳青年聊了聊。
　　真实的贵阳，究竟是什么样？
　　他们中有人在此创业，疫情期间将全球首个滑板式超级底盘推向世界；
　　有人专注于在地文化，即便文旅业放慢了脚步，也在尽力蓄力、突围；
　　还有人曾接受4元“时薪”，用积蓄为理想买单。
　　正如受访者之一的80后创业者曹雨腾说：“贵阳的年轻人多元、能跨界，既保持独特的’野’，又也有本土关怀。”

| 云上的贵阳，图源：图虫创意
　　外界对贵阳的认识，似乎难免如同这里的地理和气候：云山雾罩。
　　据说，过去还有不少“贵阳省贵州市”的口误。
　　在这座“存在感不高的小城市”里，一群年轻人在持续地为它写下注解，广东人袁銮便是其中一位。
　　他是“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在国内的第一批写作者，主导编写的黔东南指南、贵阳指南，曾是多少外来人入黔的必备之物。
　　如果指南只有风花雪月、吃喝玩乐的旅行者视角，就没意思了。
　　他翻阅过大量的当地府志、文献，和学者交流，到实地体验、观察，乃至在贵阳创业定居、结婚生子。
　　因此，袁銮的口头或文字叙述，多少能勾勒起贵阳的某些过去与现在。

| 南明河边，始建于明代的甲秀楼，距文昌阁1.1公里，已融于城市轮廓
　　从他的介绍里，我们看到一个可以“怀旧”的贵阳。
　　明朝初年，可考据的贵阳城开始建造。两道城墙、九座城门、四所楼阁，围起城内的生活。
　　如今，“九门四阁”只剩下文昌阁，但旧时格局存在于贵阳人的心里：旧城门连缀起来的地方，即云岩区、南明区的部分地带，才是“老贵阳”，文昌阁和不远处的喷水池，是无可争议的市中心。

| 有“面筋楼”之称的龙禧苑住宅区

| 贵阳电台街以及肠旺面等美食
　　贵阳不排外，毕竟城市最初就由各地移民共同建造。
　　抗日战争时，它是稳定的大后方，沿海城市的各界精英与三教九流，一下子涌入当时只有十万人的贵阳，哪怕这段往事已经不被多少人知道，可文艺、医学、城市建设的一夕繁荣，仍然改变了小小的山城。
　　整个城市一边混杂，一边向西扩展。
　　当贵州进入“基建狂魔”状态时，贵阳也在着力发展“大数据”。
　　这里气候凉爽、地质稳定，连电价也给出了政策性优惠，于是在城市西边，出现了一些山里的数据机房。中国电信、腾讯、华为、苹果等公司的云存储服务中心，纷纷落地。

| 贵阳黔春立交，不输重庆的立体感
　　2015、2016年左右，袁銮感觉到，身边回到贵阳的年轻人多起来，他们办起了展览、酝酿全新的城市文化、用非同以往的眼光打量或包装家乡的“遗产”。
　　“我忽然发现，贵阳的气场好像聚集起来了，跟以前那种很标准的三线城市的半熟人社会的生活，很不一样了。”

| 去年年底，贵阳的“独特女性展”
　　为什么到北京工作过，又回到贵阳？我们问他。
　　“在这座城市认真地去做一件事，似乎总是能获得超出我能力之外的承认，甚至是带着偏爱的，给了我很多认可，这样的一种’舒适区’，我觉得特别好。去北京工作那几年，挺思‘乡’的，思这个地方，离不开。”
　　01
　　一张出人意料的
　　「科技标签」
　　“机器人出没，请小心避让。”
　　在贵阳白云区的一处智能制造产业园内，贵阳小伙曹雨腾将这句标语贴在工厂外墙，这家企业是他和伙伴喻川6年前一起创业的成果。
　　尽管疫情阻滞了流动，他们也不得不暂时关闭一间海外办公点，但还是通过元宇宙，与世界各地的同行们保持联结。
　　“机器人”之一，一辆无人驾驶小巴正在测试道路上运行。
　　看到我们新奇地打量一切，曹雨腾说：“很多时候，外界会觉得，贵阳在科技方面，不会做出特别厉害的事情。”

| PIX无人驾驶小巴
　　2014年，在北京工作的曹雨腾到家乡办活动，认识了当时正投入在无人机创业中的喻川，两个同乡人聊得很投契。
　　那时候，贵阳的“大数据”发展政策刚拉开序幕。
　　再晚些，曹雨腾因为家庭原因回贵阳定居。
　　“贵阳娱乐少，但还是有土生土长的力量想要做不一样的事情，有给乡村做互联网公益教育的，有传播苗族音乐的，有搞共创社区、屋顶种菜的。这个城市还是蛮有意思。”
　　喻川建筑专业出身，从小学习编程，懂算法，喜欢动手做些发明、硬件。
　　2016年，无人机项目终止，喻川邀请曹雨腾加入团队，二人共同发起自动驾驶项目，想做一个通用的、最低成本的底盘，它能承载不同功能的移动空间，从而让城市生活更智能且便捷。
　　这是一个有技术含量、又能普惠更多人的创想。

| 滑板式超级底盘

| 无人驾驶小巴的不同应用场景
　　简单说来，无人驾驶底盘就像一个“中台”，以它为基础，造车就像拼乐高一样，搭出不同的“模块化建筑”——景区里的自动驾驶巴士、商圈里的移动商店、养老社区的巡检车……
　　无人机项目打下了一定基础，贵阳又有投资人、设备、工厂，无人驾驶项目顺理成章地在这里生根。
　　最终，曹雨腾和喻川成功开发了全球首个滑板式超级底盘，现在正努力打造无人驾驶移动空间。

| 搭载于底盘上的一款机器人，可种树
　　2018年3月，曹雨腾牵头做了第一次线下社区活动“黑客马拉松”，邀请到了30多位工程师，都是来自美国、新加坡、日本等不同细分领域的大牛，不乏知名公司的负责人与高校的科学家。
　　这次活动后，贵阳政府也开始给予支持，最近的一次线下黑客马拉松活动，就是在贵阳“数博会”上举办的。
　　他们的无人驾驶底盘，也早已走出了贵州乃至国门，服务于不同国家的人们。
　　到今年2月又要做活动时，考虑到新一波疫情风险，团队发起了全球线上招募，给每位参与者提供一台VR设备，预备在元宇宙里造真车。
　　曹雨腾说：“贵阳这几年发展大数据。这帮城市打出了一张科技型的标签，过去，贵阳可能连一个标签都没有。而自动驾驶本身，也是把数据进行应用的体现，又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结合。其实贵阳一些服务普通人生活的数据平台，也走得比较前。”

| 点缀在厂房里的“小盒子”也是办公区域

| 团队成员们
　　团队在北京、上海、意大利都灵等城市，都设有办公室，而贵阳办公室中，外地人大概占据了2/5。
　　有曾经在大型汽车零部件公司工作过的贵州人，愿意为了无人驾驶项目回来。
　　三年前，曹雨腾受到贵阳本地自媒体平台的邀请，以“贵阳新青年”为主题做分享。
　　贵阳新青年是什么样的？
　　在曹雨腾看来，他们“首先是多元，能跨界，除了商业之外，也有价值追求；其次，保持独特的’野’，不轻易被束缚；最后，要有本土关怀，做一些事情，让本地的精神生活更丰富。”
　　02
　　朝九晚五之外的
　　另一种生活可能
　　付一浩和杜亚眉，算得上“贵阳新青年”。
　　2021年，杜亚眉和袁銮搭档，主编制作了一本关于贵州的在地读物《出山》。
　　第一辑里，一口气讨论了贵阳城的六百年，过去与现在，天上到地下，人文和生活。

　　杜亚眉在2016年回到家乡贵阳，为这座城市的文艺生活带来了改变。
　　她原本在上海，从事广告和展会行业，回来后，向前老板借了一个展览项目，并断续在贵阳做一些和商业艺术相关的展览。
　　她也和朋友穆志薇发起了关注本地年轻人生活方式的自媒体平台“Guiyang Wow”。
　　“有时候大家觉得贵阳是文化沙漠，但有很棒的年轻人回来了，围绕着城市文化做些事，只是没有得到系统的关注和梳理。”

| 贵阳在地展览——Pump Love环保主题展
　　“贵阳新青年”分享会，就是杜亚眉与她的团队最先组织的。
　　做到第三届时，她们认识了一浩。
　　那时，他已经参与拍摄了不少有关贵州的视频，部分内容就发布在公众号“黔视今声”里。
　　此后，两个团队不时合作，继续记录当地的青年故事和生活方式。
　　翻看他们近三年的“笔记”，能认识在楼顶开篮球公园的人，住在山脚、做自然营地的人，开便利店的说唱歌手，讲相声的人……
　　一浩和杜亚眉，也从工作伙伴成为夫妻。一浩是辽宁人，30岁辞去了体制内的工作、进入传媒公司成了“贵漂”，就这样“贵定”了。

| 一浩和杜亚眉
　　2020年疫情刚爆发时，二人所在的平台要么时时整合新消息，要么尽力协调贵阳部分商家，为医护人员送上消费折扣，或是在疫情的起伏波折里，收集贵阳人的生活记录，将静止中的色彩片段们做成“线上展”——疫情期间做的第一餐饭、第一次聚会、第一次旅行、第一场婚礼……
　　就像杜亚眉说的：“用生活治愈生活，工作和生活都受到冲击，忧虑也伴随着种种变化和不稳定而生。焦虑之下，学着随机应变，多阅读、运动，接受慢下来的节奏，在疫情的缝隙间享受生活，而生活最终也给工作带来灵感。”

| 一浩及其团队记录过的贵阳年轻人们
　　夫妻俩很认同一个观点：大城市的生活、工作方式无法直接克隆到贵阳这个西南小城。
　　生在此地、活在此地，往往多一些生猛。
　　比如机车，中国最高级别的摩托车赛事（CSBK）就是从贵阳走出去的，一浩曾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数过摩托车的数量。
　　“一个红灯的时长，单从一个路口过去的摩托车就有42辆。贵阳多山地、隧道，总要过桥、上山、下坡，骑摩托车的人自然多。”

| 受访者之一贺爽也热爱越野摩托
　　贵阳人好饮，白酒不必多说，但精酿文化也在发展。
　　一浩告诉我们：“贵阳本地有一个精酿品牌叫TripSmiths，他家的酒厂几乎每年要开一个party，到水库边露营，到河里划桨板、游泳、钓鱼。”

| 一浩工作现场
　　“贵阳周边水多山多洞穴多，自己去玩，成本能很低。”
　　2021年初，一浩和团队伙伴们组织了一次探洞，由当地做过蓝天救援队队长的探洞大哥做向导，备好头灯、雨鞋，所有的成本无非油钱和一顿饭钱。
　　杜亚眉和一浩所记叙的，正是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朝九晚五之外的可能性。
　　至于商业收入，一浩说，这几年贵州发展快，用在宣发、文化创意领域的钱，会多一些，但对以传媒为生的人而言，贵阳没有很大的甲方，金融类、酒类，已经是本地少有的大客户了，也能养活自己。
　　03
　　「在贵阳做事情，能沉淀」
　　我们和付一浩、杜亚眉见面的咖啡馆，在太平路。
　　不长的一条街，多的是咖啡馆、新式餐厅。

　　这条新晋“网红街”，在2019年还是贵阳市中心的冷清角落，却在疫情期间，热闹了起来。
　　说唱音乐团体SIDE的三位成员租下一座小独栋，开了名为FRIDAY的便利店，一楼和一般的便利店并无二致，只是卖的酒多了些，二层像小酒吧，分享有质地的音乐，周末不定时办派对，花两块钱买瓶水，就能参加。

| SIDE的三位成员
　　SIDE里，有三位成员是贵阳人，贺爽和PT曾在深圳做hiphop音乐厂牌，解先永拿了不少和说唱相关的奖，又去美国读书沉淀了一年。
　　陆续回到贵阳后，他们一边开店来谋生，一边做音乐追求理想。
　　他们这么解释SIDE：不将音乐作为谋生手段后，更自由。
　　其实贺爽对便利店是有寄托的：“能不能成为社区化的去处？回家的路上，你和小伙伴约着来买点喝的，聊一聊，听听好音乐，不是那种躁起来的音乐。店里再陈列一点小画、小杂货，营造一种不嘈杂、但年轻的状态。”

| 曾经的FRIDAY
　　没想到，便利店火了。
　　贵阳的夜生活其实很丰富，人们有时会玩到很晚。据说，夏天的晚上，最热闹的时候，车几乎开不进太平路，摩托车就有几百辆，巷道内的车把后备箱打开，就地摆摊做生意。
　　人们冲着派对而来，这并不是贺爽他们所期待的。
　　“在吵闹的环境里消费一些比较快餐的东西，和真正地听音乐、去音乐节看演出，绝然不同。”
　　便利店关闭后，他们将原址整修一番，新开了融合贵阳口味的日式小酒馆，开始把年轻艺术家朋友的作品挂到餐厅里。
　　去年冬天后，疫情有所反复，生意也冷清不少。为了聚人气，他们没有停止分享音乐、做活动，有时还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