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有话说｜食品安全靠什么？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从三聚氰胺到混合油事件，公众惊愕，失望，愤怒。食品安全是个老问题，苏丹红、瘦肉精、地沟油，丑闻就没断过。这年头消费者还能相信谁？
俾斯麦说过，爱吃香肠，千万别看制作香肠的过程。老祖宗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包含着某种苦中作乐的豁达。
食品工业不会比小农经济差，乡镇的小作坊榨油，问题只会更多，卫生条件更难保证，黄曲霉素超标。而且你看涉案货车的轨迹，很多也是卖给了地方小厂和油坊，哪有那么多纯手工？
还是要相信现代食品工业，相信市场，相信品牌。
品牌不能保证绝对安全，但至少可以保证出了问题，可追溯，可投诉，可问责。食品安全上，无论是否有苏丹红，肯德基总比大排档靠谱一些；无论后厨有多少老鼠，海底捞总比路边摊卫生一些。草根老百姓除了默默忍受之外又能如何？
现代社会的食品供应体系，品类太繁，链条太长，每个环节都需要市场分工协作，是一个超复杂系统。确实防不胜防，三聚氰胺问题出在奶源，奶农主动掺加，这是心照不宣的行业潜规则；食用油是运输过程中，大货车司机为节省费用，不能做到专罐专用，这也是行业公开的秘密……未来肯定还会在某个不为人知的环节，突然爆出丑闻，这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代价。
事发之后，反而简单，刑拘、道歉、召回、赔偿、像三聚氰胺案一样建立行业赔偿基金，但都是事后救济，吃都吃了，于事无补。
如何才能最大程度避免食品安全事故呢？
主流观点有二：一是认为政府监管不力，主张加强监管，严刑峻法；二是认为商家诚信缺失，没有流淌道德的血液。关于监管说和道德说，实质是把食品安全问题归责于政府和企业，我认为这种论调是轻率的，只是一种受害者心理的外部投射，必须寻找一个替罪羊才能心理平衡。
错误都是贪婪的资本、腐败的官僚造成的，作为一种发泄渠道过过嘴瘾未尝不可，但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寻求解决之道，无疑是缘木求鱼。因为好的食品是制造出来的，而不是监管和教育出来的。
反对加强监管论：我们的政府监管不可谓不力，食品油爆出丑闻后，食安办派出联合调查组，这个机构都没听说过。地方甚至有馒头办公室、打击地沟油领导小组，各部门齐抓共管，可是食品安全问题照样愈演愈烈。症结何在？因为现代社会人们消费的食品种类成千上百万，生产厂商散布如繁星，政府同样不具备足够的信息搜集和控制的能力。我们会震惊地发现，这几年的食品安全事故，没有哪个是政府发现的，几乎都是消费者、媒体、网络率先发难，监管部门似乎永远后知后觉。呼吁加强监管，纯粹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思路，只会导致更为灾难性的后果：设置更多的官僚机构、养活更多的公务人员、浪费更多的国民税款，增加更多的寻租机会。
反对道德血液论：道德血液论更加不值一驳。如果每个人是天使，就不需要市场和政府。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自利的体制，每一个市场的主体都是逐利的，亚当斯密说过：“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正是建立在逐利性基础上的自由竞争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你要想赚取利润，就必须提供比竞争对手更优质、更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
那么，食品安全靠什么？
靠市场，靠法治，靠自由，要保障竞争自由、定价自由、新闻自由。
1）竞争自由
自由竞争很简单，开放市场，有德者居之，无德者淘汰。对内，放开民营企业准入，淘宝、京东、拼多多都可以切入生产端，雷军、马云、刘强东欢迎他们来做食品工业。对外，放开成品食用油进口，零关税，让消费者可任意选购国内外的各品牌产品。
在直接竞争下，国产品牌要么改进质量，要么破产关张。现在最大的担忧就是央企国企垄断了行业，有恃无恐，大而不能倒，就算爆出天大的丑闻，也只是罚酒三杯，继续营业，消费者又能奈何？
2）定价自由
如果是全行业的共业，那就不是简单的个人道德问题，而是定价机制出了问题。
当初为什么奶农普遍添加三聚氰胺？因为按照当时奶厂采购的蛋白质检测指标，奶农养的奶牛产奶是不过关的，如果强行达标，饲养成本远远高出奶价，于是只能全行业掺假。
现在为什么货车司机普遍混装食用油与化工品？因为运价太低，专车专罐专用，成本太高，运一趟食用油空车回来，可能就不赚钱，只有满载往返才有微利。此外，清洗油罐也有费用，干脆就不洗了，其实洗也洗不干净。这就像家里的一个尿桶，洗洗就当饭桶用？
说到底，中国各行各业都太卷，卷价格而不是卷品质，供应商玩命压成本，砍费用，可是便宜没好货，看不见的地方只能给你偷工减料，无形中酿成大祸，食品安全事故层出不穷。
所以要尊重企业定价的自由，该涨价就涨价，中国制造不能光打价格战，光靠成本控制，生产一堆廉价的垃圾食品，易粪而食。真正把品牌和品质当成生命线，让企业家赚取阳光下的利润，不要在暗地里偷鸡摸狗。
3）新闻自由
张雪峰说新闻专业没用，是实话，调查记者这个职业现在基本绝了。没有调查记者的恶果，就是没人揭黑，那么很多行业黑幕可能十几年都不为人知。
假丑恶，不会因为不曝光就自动消失。看不见，就不存在，那是掩耳盗铃。
“5个记者顶100个市场监管局！”
#为什么需要调查记者#
韩福涛身份是新京报首席记者，入行已有十多年，做调查记者已有8年。多年来，他前往江苏常熟揭露部分服装制作工厂雇有大量童工的现象、卧底网红餐厅“胖哥俩肉蟹煲”曝光过期食材继续用的乱象、披露安徽太和多家医院欺诈骗保..他的每一篇调查报道都内容准确详实、证据链清晰为了更深入地进行调查，韩福涛不仅要学习各种专业知识，还尝试过各种方式方法。
今年“3·15”广受关注的一篇调查报道《记者暗访中药材网购乱象：药渣当药材，买真全凭运气？》，同样是出自韩福涛传统媒体调查记者从业人数下降幅度高达58%，研究中核定的全国调查记者数量，仅有175名数量比大熊猫还要稀少。
#煤油罐车装的食用油流向了哪里#
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美国同样也经历过。在十九世纪末，经济腾飞初期，野蛮生长，物欲横流，风气败坏，如同粪坑，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扒粪运动（muckraking）。
当时大众传媒迎来繁荣期，先是报纸，后来是无线电广播，电视则是二战后的事了，互联网更晚。
各种报纸激烈竞争，为了博销量，就像现在博流量一样，狗仔、八卦、小道消息、揭黑扒粪、刺探名人隐私，因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啊。
正是这些记者们乐此不疲的“扒粪”，给媒体赢得了“无冕之王”的桂冠，成为美国三权分立之外的“第四权”。
“扒粪运动”从不搞正能量，浑身负能量，涉及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揭发的黑幕也触目惊心。例如辛克莱是一名激进作家，他的纪实小说《屠场》揭露了芝加哥肉类工厂的肮脏工作环境，恶心得老罗斯福总统把香肠都戒了。
正是这些媒体坚持不懈地扒，客观上暴露出弊端，引发公众关注，推动社会改革。
中国人就感谢互联网吧，现在有微博、微信、抖音、B站、小红书等社交平台，有随手拍照的智能手机，言论自由还存在一定空间。
如果没有互联网，很难想象2008年三聚氰胺能变成街谈巷议的公共事件，可能像以往许多不为人知的事件一样被当地企业摆平了，那么我们至今可能还在喝三鹿牛奶。
任何试图对自由的削弱，都是在为下一桩灾难种下祸根。没有言论自由的褒贬，没有定价自由的保障，没有竞争自由的促进，媒体不能落实舆论监督，消费者不能表达自己的诉求，生产者不能赚取阳光下的利润，食品安全就是一个永远无法摆脱的梦魇。
食品安全本质是个自由的问题。
保卫食品安全，最有力的武器不是监管和道德，而是人们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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