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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在中国东南沿海城市汕尾，数十名医务人员聚集在一家公立医院的大厅，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和奖金。一些人身穿白大褂和手术服，手中举着写有“我们要吃饭”的白纸。
几周前在中国东北部的宜春市，一些退休职工聚在一起，抗议他们已有数月未收到养老金。
虽然劳资纠纷在中国并不罕见，但最近社交媒体上出现的此类事件增多，表明中国许多地方政府面临资金紧张的困境。随着土地出让等传统收入来源骤减，中国各地一些城市难以应付所背负的数万亿债务，其中大部分是表外借款。
中国政府本月出台了方案以解决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问题，但所采取的举措只是杯水车薪，目前各个政府部门正在想方设法填补预算窟窿，比如削减医保福利和追征未缴税款。
这一现金短缺问题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实施了中国的一大部分投资活动，而作为公务员的雇方和私营企业承包项目的来源，地方政府的资金问题也间接影响到家庭财务。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已誓言将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这令中国停滞不前的经济面临更大的风险。
总部设在香港的非营利组织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在社交媒体上追踪视频和帖子的结果显示，今年到目前为止，全中国已经发生了约1,200起劳动者因被拖欠工资或其他与薪资相关的不满而举行的抗议活动，而去年此类事件超过1,600起。这一数字高于2022年的约700起和2021年的约900起。
多年来，地方政府利用复杂的国有融资工具来进行借贷，常常用于为那些经济效益甚微的项目提供资金。在中国各地，有的铁路线路乘客太少，有的工业园区没有租户，甚至在几乎没有雪的地区建起了一家滑雪度假村。与此同时，自从中国史诗级的房地产繁荣崩溃以来，地方政府以往可以通过土拍卖地获得的人民币数万亿元收入已大幅缩水。
中国政府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地方政府的“需要消化的隐性债务总额”规模为人民币14.3万亿元（没有详细说明这些债务是如何定义的）。但经济学家认为隐性债务总额在7万亿至11万亿美元之间。经济学家还估计，其中多达8,000亿美元的债务违约风险较高。
根据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研究中国政治和金融体系的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进行的一项分析，去年，中国一些省份的月度偿债额一度达到月度收入的125%。
本月，中国试图通过一项人民币10万亿元（约合1.4万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来解决这个问题，该计划将地方政府的表外债务置换为旨在减轻它们财政负担的新债券。这些债务置换方案推迟了到期日，但欠款并没有偿还。
“这将缓解一些地方政府的现金流压力，”史宗瀚表示。“但总体而言，影响将相当有限。”
地方政府承担着刺激经济增长和提供公共教育和医疗健康等服务的重担，但中央政府一直控制着国家财政，地方政府的很大一部分税收归中央政府所有。
新冠疫情期间的成本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支出，而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为数不多的可以完全留归己有的收入来源之一。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商学院的金融经济学家何治国表示，地方政府财政负担重，但财政收入不多。
预算紧张已导致一些地方的公共服务中断。在武汉、大连和广州等城市，公共医疗体系削减了医疗福利。去年，商丘一家公交公司因资金短缺差点停运。
今年夏天，在北方城市大同，当地一家政府机关的大门外挂起了一条白色横幅，上面有手写的标语：“拖欠农民工工资，还我血汗钱。”
地方政府正在通过要求企业核查有时可追溯到数年前的未缴税款来寻求收入来源。根据《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对提交证交所的文件的分析，今年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内地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已报告缴纳了约人民币4.63亿元（约合6,400万美元）欠缴税款，其中大部分是企业所得税和房地产税，去年缴纳的此类欠税约为人民币1.78亿元，2023年之前则几乎为零。
湖北省一家酒类生产企业被告知，需要补缴1994年至2009年间欠缴的消费税人民币8,500万元。
执法部门还加大了罚款、收费和资产扣押力度以获取现金，北京方面已经对这种做法进行了谴责。重庆市的一个区政府成立了工作专班，统筹负责“砸锅卖铁”工作，全力化债，此举引发了关注。
汕尾、宜春、武汉、广州、商丘、大同、湖北和重庆的地方政府部门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大连市外事办公室在通过电子邮件给出回复中，转发了中共党报《人民日报》2023年2月发表的一篇报道的链接。这篇报道称，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改革让“最有需要的人受益”。相关医改的措施包括削减部分居民的医保福利，曾在该市引发了混乱。
经济学家认为，最近宣布的债务置换计划或可帮助地方政府节省利息支出，从而也许有助于它们支付拖欠的工资，并减少不必要的罚款。这或许会提振一些家庭的收入，并有可能刺激亟需的消费支出，不过直接影响难以衡量。
麦格理(Macquarie)估计，上述计划未来五年或可帮助节约利息支出人民币6,000亿元，即每年可节约的数额相当于不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1%。高盛(Goldman Sachs)的经济学家估计，该债务置换计划有望对中国实际GDP构成0.55个百分点的提振。
该计划仅涵盖隐性债务估计规模的一小部分，这意味着北京方面并非在让地方政府及其使用的融资平台完全摆脱困境。有关部门可能担心道德风险，即救助一个实体的行为或许会导致更多冒险行为。
对于是否应该救助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心态非常复杂，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金融学和经济学教授熊伟说。
通过勾销部分债务之类手段来救助地方政府，有可能鼓励更多的不合理举债。但如果任由债务滚雪球般增长，可能会给本就脆弱的中国经济带来沉重压力。
中国财政部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中国官员已暗示将出台更多刺激措施，包括充实中国银行机构的资本。但到目前为止，渐进的政策方针一直以化解眼前的金融风险为导向。
斯坦福的经济学家何治国表示，目前，他们仍致力于一项中等规模的解决方案。